一、贸易的本质之问：中国想从世界买什么？

近日《金融时报》（FT）一篇题为“China is making trade impossible”的文章引发热议，其核心问题直击中国贸易的现状：贸易是价值交换的过程，若地球上最大的卖家似乎“不想买”，“贸易”的根基是否还存在？

文章作者在中国大陆出差时，逢人便问“中国未来想从世界买什么？”，得到的答案近乎“没有”。中国制造业体系完善，多数产品能实现自主生产且兼具“更好更便宜”的优势，即便仍在进口芯片、软件、大飞机和高端设备，购买姿态也更像“学习”——掌握技术后便自主研发，再以更快、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反销全球。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美国“卡脖子”带来的不安全感，但也让“贸易互通有无”的逻辑面临挑战。

这种感受与在义乌调研时的体验高度契合。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庞大到逛完每个店需一整年，却仅有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一个小馆用于展示进口商品。通过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运出货物后换回的进口品，不过是西班牙火腿、格鲁吉亚红酒、东南亚榴莲干、尼泊尔手镯等，两小时便可逛完，更像是“礼尚往来”的象征性进口。

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快速增长会为世界带来更多需求、消费与机会，但当中国成长为“工业克苏鲁”——一个无所不能的工业体系时，传统贸易逻辑被颠覆。《金融时报》文章为欧洲操心，提出最优解需从中国自身寻找：稳住通缩预期、打通内需、增强人民币汇率、减少产业“大水漫灌”，避免以居民购买力换取国际竞争力。若中国坚持“工业克苏鲁”路径，欧洲似乎只剩“自强”或“保护主义”两条路。

二、工业克苏鲁的战斗力：创新与成本优势的双重爆发

几乎同时，《经济学人》一篇文章聚焦“中国式创新搭配工业克苏鲁”的战斗力：从电动车、光伏、开源AI，到自动驾驶、创新药，中国产业展现出全面竞争力。例如，无人车硬件成本不到美国Waymo的三分之一，已累计行驶数百万公里；中国从“仿制药大国”快速转型为“创新药二号选手”，西方药企开始引进中国公司的管线。文章感叹中国的成本优势可能“掏空西方产业”，同时流露出欧洲的纠结——既需动用贸易壁垒，又不能一刀切，更自怨自艾于欧洲监管保守、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人才外流、产业化链条断裂等问题，最终提出“需学中国试点创新、快速调规、厚植人才与产业化规模”。

国内企业的实践更印证了“工业克苏鲁”的创造力：

- 民营企业造导弹：四川“凌空天行”将高超声速导弹做成“拼多多版”，YKJ-1000导弹成本仅70万人民币，不足美国“战斧”导弹的十分之一。材料用改性水泥，结构用车圈压铸，淘宝摄像头魔改后实现检测功能，做到可量产且不受资质卡脖子。

- 面条工厂搓飞机：山东一家面条机厂立足现有设备，在生产面条机、挂面的同时，进军航空制造业，用自制机加工设备生产飞机零件，甚至手工打造小型飞机。

- 三全汤圆造核电：83岁的“汤圆之父”陈泽民跨界硬科技，联合专家博士推进碳-14核电池产业化。该电池能量密度高、寿命达千年级，适配起搏器、脑机接口等长期设备，目标是做出“长期不充电、到处能用”的小电池，实现从“厨房到星辰大海”的跨越。

《经济学人》虽看到中国民营部门创造力与监管机动性的结合，但或许未料到“工业克苏鲁”的想象力几乎没有天花板。

三、顺差的代价与贸易叙事的重构可能

表面看，中国成为“只卖不买”的工业克苏鲁，是外有关税管制、内有通缩压力下企业出海求生的被动选择，但更深层可能是“世界工厂”路径依赖的主动延续。“工业克苏鲁”与“世界工厂”的直接结果是巨大的贸易顺差——截至2025年10月底，中国贸易顺差高达3.3万亿美元。

中国囤外储的习惯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高储备曾带来安全感，但三十年过去，超大顺差的代价逐渐显现：

- 资产风险与效率问题：海外美元资产面临贬值、流动性及地缘风险，资金使用“高风险低效率”。

- 路径依赖的恶性循环：生产力越强，其他国家越难向中国稳定出口，进而缺乏长期从中国进口的资金，固化“世界工厂”人设。

- 贸易不平衡的把柄：顺差成为国际社会指责“贸易不平衡”的焦点，成为“房间里的大象”。

- 人民币国际化受阻：顺差高、进口少、离岸资产渠道单一，导致人民币难以成为全球计价与储备的常态货币。

突破困局的关键或许在于重构贸易叙事：从“买还是不买”“谁买得多谁买得少”的零和博弈，转向“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协作思维，将“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车间+世界试验场”——既输出产能，也开放市场与创新场景，让贸易回归“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本质。

尽管这种思路看似“too simple too naive”，但在全球贸易逻辑面临挑战的当下，或许是打破路径依赖、实现可持续贸易的一种可能方向。

四、延伸思考：反事实思考——高手与韭菜的思维分野

高手和韭菜的区别，往往体现在面对“如果……”的思考方式上。

一、悔不该……：情绪化的反事实陷阱

很多人在失败初期，总在脑海中重复“当初要是不……就好了”：“当初要是不跳槽，现在也不会这样……”“当初要是见好就收，也不会血本无归……”这种“反事实思考”是在假设与事实相反的情景，类似鲁迅笔下祥林嫂的自责：“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容易引发此类思考的负面结果，常与偶然因素、与正面结果差距小或自身主动选择相关，易归因为自身不够谨慎努力，进而产生过度自责。当反复构建“更完美的过去”时，实则是在否定当下的自己，陷入失败阴影难以走出。但鲜少有人知道，“反事实思考”本是典型的科学思维方式。

二、科学的反事实思考：检验因果的利器

若看到接种疫苗不良反应的报道，情绪化思考是“如果没打疫苗就不会出事”，而科学的反事实思考会权衡：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是万分之几，不接种疫苗生病概率是百分之几。这种思考能在关联现象中寻找更强因果关系，破解“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的困局。

以投资为例，有人宣称“独家指标抓涨停概率高”，验证发现80%涨停股出现该指标便贸然入手，结果亏损累累。用反事实思考检验：若股票未涨停，该指标出现概率是多少？会发现大量未涨停股高位出现该指标后一路下跌，实则这只是判断强弱势的普通指标，被骗子修改参数叫卖。所有股票预测信号都需经得起反事实考验，否则赚的不够赔的。

三、“为什么”是什么？：因果关系的三层境界

《为什么：因果关系的新科学》作者朱迪亚·珀尔指出，证明因果关系比想象中困难，将其分为三层：

- 现象观察的相关性（第一层）：发现A时出现B的概率，如吸烟者肺癌发病率高，但无法直接证明因果。

- 干预系统后的因果性（第二层）：A与动作B后的概率关系，如强制吸烟是否提高肺癌概率。

- 反事实的因果性（第三层）：不进行动作B与不出现A的概率关系，如已知某人吸烟患癌，若当初不吸烟是否就不会患癌。

这三层层层递进，经得起反事实考验的因果关系才更强。反事实思考也是创新和问题解决的核心机制：人工智能推荐系统会想“推荐B商品点击率是否更高”；气候建模会问“无温室气体排放气温是否还会上升”；工程师会设想“组件失效会怎样”增强系统鲁棒性；政策制定者会假设“换种措施会如何”优化方案。

四、更好的过去，还是更好的未来？：两种思考的目标分野

科学与情绪化反事实思考的核心区别在于目标：科学思考假设未出现情况与现实比较，是为改进方法、未来做更好选择；情绪化思考想象“更好的过去”，是为暂时摆脱当下痛苦，属于心理防卫机制，如诗句“瀑布的水逆流而上……你还在我身旁”虽动人，却只是逃避现实的幻想。

不同目标带来不同结果：科学思考聚焦可改变因素，带来新启发；情绪化思考执着不可逆结果，陷入懊悔无助，甚至形成“回忆负面情绪—自责—更负面”的恶性循环。科学的反事实思维是“反情绪”的，需刻意训练，投资中的股票套牢便是典型场景。

五、我现在还能拥有什么：投资中的心智修炼

股票套牢时，情绪化思考是“如果当初没买就好了”，带来悔恨自责，甚至引发“亏损厌恶”下的危险操作——盲目加仓摊平成本。而科学的反事实思考是“如果现在不持有这支股票，未来会发生什么？”，强迫自己在该股票与其他市场机会间比较，理性分析股票本身变化，再决定“加仓、持有还是卖出”。

行为经济学奠基人卡尼曼提出“系统1”（快速、直觉、情绪驱动）与“系统2”（缓慢、理性、逻辑驱动）的思维双轨。情绪化反事实由系统1主导，追求心理安慰；科学反事实需系统2介入，将“后悔”转化为“评估”。投资的终极修炼不是预测市场，而是驾驭心智模型，从追问“我本可以避免什么”转向“我现在还能拥有什么”，方能从市场的学生成长为自身命运的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