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步伐，国内人文社会科学也进入了转型与重建时期。有学者用“接轨”和“自觉”两个阶段来形容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性别研究尽管未曾作为独立的学科出现，但同样经历了从本土、接轨到自觉的相似历程。不过与其他领域发展的不同点在于，这一领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土生土长的理论，无论是曾经影响五四一代“新青年”、并构成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奉行的性别观念核心的妇女解放理论，还是80年代以李小江为代表的本土妇女研究传统，其思想理论根源都来自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而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逐渐走向主流化和专业化，则更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以及社会性别（Gender）作为一种新的概念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资源在国内学界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因此学界通常以1995年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作为分水岭，来划分和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内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学科史，认为正是’95世妇会的召开推动了这一领域在本土的学科化发展。它使得性别议题和研究在国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来自西方的女性主义和Gender等概念和理论也在中国获得了通关券，继而引爆并推进了学术界新一轮的性别研究热潮。
今年恰逢北京世妇会三十周年，期间无论全球和中国的妇女与性别生态,还是国内外性别研究的语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回顾这三十年国内性别研究的变迁特点及其趋势，可以从学科学术视角展现中国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历程与经验，并从性别视角呈现中国自主知识与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和方式。
01
学科化的尝试与转型：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中国妇女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妇女就业、婚姻等突出社会问题的关注上，尚未达到理论化的程度，因此有学者将它概括为“妇女问题的呈现”阶段。尽管如此，受当时社会科学各领域“建学热”的潮流影响，创建“妇女学”的呼声也非常高，甚至已经出现了探讨学科化建设的各种研讨会和书籍。不过被后人称为“妇女研究拓荒者”的李小江在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这段历史时，将当时的妇女研究称之为“妇女研究运动”，视其为“80年代思想解放和启蒙的一个阵地”，它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中国妇女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率先体现在由知识女性为主体的民间自发力量所推动的妇女研究热，它与西方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相比具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淡化女权色彩，二是避开性别之争。因而作为文化领域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运动，国内妇女研究从一开始就以学科化、学术化的方式展现了其“去政治化”的特点，这一点从’95世妇会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一）Gender概念和理论在中国学界的“旅行”及其得失
实际上在迎接和筹备’95世妇会之前，中国的妇女研究前辈们已经开始接触到西方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学说。不过真正大规模的引介和研究热潮是在北京世妇会之后，当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与国际“接轨”，因此妇女研究热既得益于以妇联为代表的官方机构的积极引领与推进，也受益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海外基金会对于性别研究和发展项目的长期支持与资助。如果将’95以来的三十年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前十五年可以视为国内性别研究蓬勃发展的“蜜月”阶段，不仅资源多、途径广、合法性强，而且队伍壮大，来自妇联、高校、民间社会组织和海外基金等不同渠道的社团和力量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协力同行，将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以及性别研究的学科化建设视为共同目标。期间不仅发掘并完成了众多具有本土性而又不乏理论意涵的妇女与性别议题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和项目培训“养成”了大批以社会性别理论和方法为研究范式的学术共同体，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学科化的尝试、加速与转型。
90年代中期正逢中国走向市场化、全球化的关键时期，与国际“接轨”不仅是中国社会、也是中国学界当时的热切愿望。有学者指出，正是借着’95世妇会的东风，Gender概念在中国的“旅行”才如同乘上了直通车，迅速得到官方与民间的承认与接纳，其背后的推力一方面来自这种想要尽快将自己纳入国际社会轨道的急切心情，另一方面也源自当时的妇女研究学者对于市场经济中新出现的性别歧视与妇女问题无法解释所带来的“失语症”。他们急需在阶级理论之外寻找新的解释工具,而Gender概念的传入提供了恰逢其时的契机与可能性。因此对西方女性主义流派和性别研究著作的译介和引进成为一项首要工程，其中杜芳琴带领的天津师大妇女研究中心成为名噪一时的性别研究“传经”之地，他们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王政等人合作举办了多届妇女与发展研讨班，编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性别研究经典著作和阅读材料，并通过联合国内同行参与“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试图在全球视野中建立本土化的知识体系和研究队伍，在Gender理论的引介、阐释、传播以及学术共同体网络的建设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翻译和引介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包含着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的含义，性别研究翻译了什么、引进了什么，又接纳了什么、舍弃了什么，都与当时在地的中国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例如关于Gender概念的翻译在引进之初就充满了争议，后来学界广泛采用的是“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王政等学者的译法：即将Gender译为“社会性别”，强调它与生理性别(sex)之间的区分以及它的社会建构性。而李小江坚持将Gender译为“性别”，强调性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并存，这一主张连同她所提出的“有性人”的概念，都随着社会性别在学界的普遍接纳而逐渐被淡忘。因此有学者批评过去三十年来Gender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了“与性脱钩”的领域，国内的性别知识生产长期以来忽视对于身体、性、欲望等议题的关注，使得Gender在国内女性主义中基本上沦为“无性之性别”，同时有关多元性别的议题也被排斥在主流性别研究之外。事实上三十年来国内性别研究与性（Sexuality）研究始终归属于相互分离的学术共同体，存在难以弥合的范式鸿沟，彼此之间少有交叉和互动。这种状况在’95世妇会以来的后十五年——也就是2010年之后才发生了改观。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从历史的内在视域的立场出发，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性别研究的缺陷，而恰恰是由长期历史演化而来的“中国妇女社会性的主体生成方式所决定”。也就是说，上个世纪90年代Gender进入中国的过程之所以体现为“社会性别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以妇女为中心”、重“社会性别”而轻Sexuality的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特质，是当时的妇女研究学者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为解决自身关切的问题而从在地出发选择的“拿来主义”策略，由此也决定了Gender概念和理论从引进中国的那天起就剥离了原有的政治外衣，朝着学院派的方向迈进，这一特点也影响了性别研究的学科化路径与边界。
（二）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学科化的尝试与转型
学科化本身也可视为’95世妇会所倡导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在知识生产和机制中的具体体现，其过程经历了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从跨学科“分离式”到多学科“嵌入式”的转变。
在西方的语境中，女性研究即女性主义价值取向的研究，它与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密不可分，女性研究者也都是公开的女性主义者。但在中国，这一点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国内的妇女/性别研究学者尽管也大多认同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等女性主义理念和学说，但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来使用，以便更好地解释中国转型社会面临的妇女、性别以及其它社会问题，同时达到与国际主流学界接轨的目的。所以即使是在’95世妇会之后性别研究的高光时刻，他们中间也很少人会公开讨论或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而是将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区分开。
因此Women’s Studies这一研究领域及相关概念传入中国之后，并没有被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翻译并生成了更符合中国本土语境的词汇和符号。如有学者发现90年代至少有三种相关的学科命名方式：接续80年代中国本土研究传统的“妇女学”，适应90年代性别话语时尚的“女性学”，以及试图与国际学术接轨、凸显女性的主体性与社会性别分析范畴融为一体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这几种学科命名方式很好地体现了国内性别研究学科化尝试的几个不同阶段与方向。然而三十年来国内性别研究想要以一种独立学科身份“建学”的尝试并不成功，即使曾经在学科化道路上有所建树的“女性学”，也面临着难以持续的风险。
但是学科化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将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方法和范式融入既有的学科体系中，而不是打破既有的学科建制另立门户。从这种智识和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国内性别研究的学科化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以社会学为例，有学者曾将’95世妇会前后到2000年这一段称之为“妇女问题理论化”阶段，正是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为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而将2000年之后社会性别理念和视角在社会学中的广泛应用称之为“社会学问题性别化”阶段，它从知识生产和方法论方面挑战了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基础，让女性/性别社会学成为显学。因此这种学科化意味着从跨学科的“分离式”独立“立学”方式，转向嵌入到更具专业规范和边界的学科内部掀起的“沉浸式”改造或变革。而学科名称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的变化，并不单单是名称的变更，而是体现了研究立场从妇女本位向性别本位的转换，显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希望走出单一的性别、向更普遍的知识议题进军和拓展的雄心，因此学科化也可以视为性别研究进驻每个分支学科并重塑的过程。
这一历程正好跟90年代以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取向相互叠加。有学者对’95世妇会之后国内性别研究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关系脉络进行了考察，发现中国情境下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经历了从女性学、女性社会学到性别社会学的演进过程。想要摆脱对既有学科的依附而独立成学，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传统学科的珍贵资源，从起点上就不是平起平坐，难以获得主流共同体的认可。随着学科专业化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一代学者的崛起，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并未走向想象中的自立门户或“切割”，而是顺理成章走向重返社会学的融合之路。2007年9月中国社会学会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性别研究朝着主流社会学的融合之路迈进了一步。这种通过与传统学科的有机结合实现学科化的路径，被性别社会学专委会创建人王金玲概括为学科化的“嵌入式发展”，它以学科需求作为导向‚将社会性别理念嵌入其中，改变了原来游离于学科的状态，更有利于性别研究从边缘进入主流，从而在学科发展中获得一席之地。
02
主流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两条脉络的分离与范式的多元分化
中国性别研究的主流化始终是与本土化相伴而行的，尽管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如’95世妇会后性别研究的前十五年主要致力于以“接轨”为主要目标的主流化，后十五年则主要致力于以“自觉”为主要宗旨的本土化。这个过程中二者彼此胶着而又充满张力的复杂关系，也给中国性别研究三十年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印迹。
（一）本土化的两条脉络：学院式与行动式研究的逐渐分离
主流化和本土化之间从来都是充满张力的，因主流化本身既包含了与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国际接轨，也包含了与国内主流社会研究的融入。
西方性别研究理论主要基于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性经验和立场，在中国的语境下是否适用、以及适用的边界在哪里，这本身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李小江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种张力、并警惕地与西方女性主义保持距离的学者。她明确指出，要打破性别研究领域中西方女性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出中国妇女的声音”，因此从1990年代开始她就主持启动了“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出版了系列丛书，记录了几代中国女性真实的声音。杜芳琴则提出“学术女性主义者要警惕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本土性与跨国传播流动的不对称性，更要看到全球/区域/本土之间的关联性”，她强调只有在全球视野、区域比较中找到本土的位置，才能决定自己的取舍与方向，并提出了“学理研究与行动研究结合——通向行动主义”的主流化策略。
除此之外，主流化和本土化的另一重张力还来自性别研究作为边缘领域如何融入国内主流社会研究而又不失自己的独特性，这在方法论上就面临一个悖论：究竟要遵循主流学界通行的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准则，还是秉承性别研究所宣称的基于女性经验、揭示不平等机制、为女性和弱势群体说话的价值取向？也正因如此，国内性别研究者常常遭遇来自两边的批评：一边是部分学者批评性别研究过于强调性别政治而忽略了其历史性和社会情境，导致单一化、简单化的“惟性别政治”或者方法论上的“性别万能论”，从而走向结论先行的“伪性别政治”；另一边则是部分圈内学者批评性别研究太过追求学院化、精英化而逐渐蜕变为一种“文化政治”，即在日常化、碎片化的叙事中追求一种“去政治化”的框架，背离了以“社会变革与变革社会”为宗旨的初心，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回应性及其自身的活力。可以看出，这些有关性别研究究竟是太政治还是太学术的争议背后，不仅仅是方法论层面的分歧，还包含了对妇女、性别议题及其研究传统在不同时代和语境下的本土位置的差异性理解。
上述两重张力都牵涉到“性别研究何为”的问题，而90年代中叶以来国内性别研究的两条脉络——学院式和行动式研究，为此提供了不同的答案。尽管二者都重视性别的敏感度及其核心关切，强调性别视角的独特性和优先性，但学院式研究表现为嵌入式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趋势，强调性别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和方法论视角的学术意义以及在本土议题上的应用价值，以推进性别知识生产在“纯学术”疆域的扩张和影响为目标。而行动式研究则表现为以介入、干预和倡导为主的参与式研究，研究者更强调通过项目的实施来推动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的实现，在研究路径上强调自下而上的理念以及建立妇女自身网络的重要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联合国开发署等机构资助的各类GAD（性别与发展）项目在中国的遍地开花。高小贤认为，相比Gender理论，GAD具有“更强的实践性、介入性和社会改造倾向”，它通常以社会性别培训和资源开发为手段，因此伴随着这类国际支持的行动项目越来越多，“妇女与发展”、“性别与发展”的话语迅速在学术界和行动界得以传播与生根。
有趣的是，性别研究的两条脉络之间并非从一开始就分离，相反，在引进Gender初期的相当长时间内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与融合的关系。高小贤指出，在90年代中后期，国内妇女研究界有过一段短暂的与发展项目的“结盟期或者蜜月期”，当时这批被她称之为“知青代”的妇女研究学者们不仅活跃在性别研究的学术领域，同时也积极参与了一些发展相关的项目，其发起人大多来自高校、社科系统和妇联，她们在做一线的妇女发展与服务项目的同时，也推进了中国本土的妇女/性别的学术研究。然而这种学院式与行动式研究的合流趋势，随着性别研究在学术界迈向主流化的成功以及学者的代际更替，逐渐丧失了持续存在的土壤。到了’95世妇会以来的第二阶段，也就是2010年之后，随着互联网时代80后、90后为主体的青年女权行动者的崛起以及国内整体社运环境的变迁，性别研究领域学院派与行动派的分离已毫无悬念。不过据高小贤的回忆，妇女研究界这两条脉络的“相对分离”或“分化”在2000年之后就有了苗头，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两个网络的成立，一个是由王金玲等人牵头的全国性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成立，使得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心回到了高校；另一个是由陕西妇女研究会倡议成立的“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即GAD网络），其宗旨定位是“分享信息资源、开展行动研究、增进海内外交流”。随后学界逐渐从发展项目中撤离，意味着性别研究逐渐形成了学院内外的两支力量，学术界与行动界逐渐分离。其中对西方性别与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实践性反思，也构成了性别研究本土化历程中常被忽略但极其重要的一步。
（二）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研究范式：重塑与分化
三十年来中国性别研究在主流化与本土化的交织与张力中日益走向成熟，尤其是后十五年中，伴随着学院式和行动式研究的日渐分离，性别研究的学术圈内部也呈现出研究范式和共同体的多元分化，而重塑本土范式的过程也体现了性别研究上的真正“自觉”或“主体性”。
以社会学为例，有学者将国内性别社会学的范式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性别作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机制的研究范式，它强调性别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已为学界主流包括非女性主义学者广泛接受，因而堪称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研究范式；二是交叉性分析研究范式，它源于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强调女性或性别的非同一性，特别是与种族、阶级、族群等多元身份之间的交叉，意味着国内性别研究中阶级分析与社会分析的回归，其开放性、包容性与灵活性使之成为近十多年来性别圈内备受追捧且应用广泛的研究框架；三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范式，它源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本世纪以来女性主义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资本扩张背景下尝试“重返政治经济学”的体现，恰好与国内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话语对接与融合，但因其多聚焦宏大议题和理论探讨而暂居性别研究小众之列，在经验研究的应用层面尚属少见；四是酷儿理论与多元性别研究范式，它源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社会建构论，强调超越性与性别、男性与女性、同性恋与异性恋等等的二元分割，带有对异性恋霸权主义强烈的批判性与反叛性。这一研究范式在国内主要阈于性社会学或性少数研究领域，与主流学院式性别研究之间存在长期的分离与隔阂，不过理论和经验上的本土探索颇有成效，只是近年来由于海内外这一议题的高度政治化而使其学术空间受到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范式并非简单地引进然后直接“洋为中用”，而是经历了中国本土语境下的选择与重塑，并且与中国现代化发展不同阶段下性别话语的流行形态密切相关。此外，不同范式之间尽管各有特色和重点，但彼此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如范式一极大拓展了性别研究的学术视野和边界，它携带着社会性别概念和方法成功“破圈”，在学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度和接受度。但它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实际上在中国语境下很难找到纯粹的性别议题，性别总是与阶层、阶级、城乡、代际、文化等多种因素杂糅在一起交叉起作用，如关于打工妹、家政工、“小姐”、护理员、农民工流动家庭、多元性别家庭等群体或现象的研究，范式二显然提供了更富有解释力和立体感的理论工具。但在2010年之后的十五年间，随着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日益占据流行文化的主导地位，女性主义研究者意识到精英主义和原子主义难以应对这个时代的结构性难题，仅仅停留于对性别进行文化解构并不能让个体走出自身困境，而重新激活再生产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分析带回到私人生活，成为刻不容缓的事。因而范式三对于拓宽生育、照料等问题及其相关政策的研究视野、厘清并重塑生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些范式的分化和变迁本身也体现了国内性别研究这三十年来一个核心议题的轮回：即性别与阶级的关系。如果说范式一呈现了性别与阶级分离之后的独特方法论工具意义，那么范式二的核心就是破除性别的单一维度，对这种分离进行纠偏，让性别研究“回转到性别与多样化的结构性力量的交织”，脱离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而回归复杂的现实。而范式三不满于女性主义在应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压迫上的无力，进一步将对性别研究“去社会化”、“去阶级化”的反思推进到宏观层面。从性别研究作为一种身份政治自觉与阶级保持分离，到阶级分析被重新带回到性别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话语与女性主义性别批判话语的“联姻”，为中国本土性别研究的知识建构提供了可能性框架。
03
结语：数字时代性别研究的新挑战
回顾北京’95世妇会以来的三十年，中国性别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本土妇女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借助西方女性主义和Gender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和传播，完成了性别研究在学术界的主流化和本土化探索。期间前十五年主要以“接轨”为目标，后十五年主要以“自觉”为宗旨。这一学科化和学术化的尝试，经历了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从跨学科“分离式”到多学科“嵌入式”的转型；同时伴随着主流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学院式研究和行动式研究两条脉络逐渐走向分离，研究范式和共同体也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局面，并结合中国语境完成了本土的重塑。从性别与阶级之间兜兜转转、分而又合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话语与女性主义性别批判话语的“联姻”，为中国性别研究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理论根基。
2010年之后，全球进入了移动互联网及自媒体时代，数字空间成为现实世界之外另一个性别表达和角逐的新天地，它的流量为王、超级传播度、以及“去中心化”等特点，为性别观念和文化的塑造以及极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尤其当西方性别议题被身份政治裹挟着成为各方政党或群体相互利用、相互攻讦的武器时，性别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成为高度敏感化的政治议题，由性别导致的站队、撕裂和对立逐渐凸显，并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被无限放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数字时代中国性别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
随着性别议题在全球的“泛政治化”导致性别研究的高度敏感化以及可触碰学术空间的日益压缩或划界，近些年来国内性别研究也时时面临合法性的重构问题，学界常见的策略是不得不通过对相关研究议题和方法的各种包装、挪移来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包括将性别议题分层化、家庭化、社会治理化和方法论化等手段。因此有学者强调性别研究归根到底要将国家带回来，因为性别并非仅仅是身体、社会或文化建构的产物，国家力量也是性别和性别研究的塑造者。因此如何在现有国家话语的框架内建构并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同时对这样一种力量保持一种持久的反身性思考，也是中国学术语境下探寻性别自身的社会学想象力的一部分。
另一个极具数字时代特色的挑战来自全球范围内性别研究和话语所呈现出的“新自由主义化”的特点，这在学界表现为性别研究范式的“去政治化”挪用色彩愈加浓烈，如美国学者认为交叉性分析视角最近十年来已被抹除了其针对结构性压迫的批判性源头，成为性别研究中常见的“装饰性”工具。同样，在中国的语境下，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盛行，从网络上近些年来流行的为资本与女性共同青睐的“大女主”人设，以及有关“独立女性”的持续讨论中不难领悟到，最近5年来国内图书市场和互联网上火爆无比的“上野千鹤子热”，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网上流行的结果。这种趋势在学术领域中表现为日益远离结构性问题的文化转向，走向个人化、精英化、碎片化的研究导向，它将解构性别不公的路径归于“逆风飞扬”似的个体自主的选择和努力，从而回避了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困境。尽管交叉性分析与社会再生产理论两种范式可以视为对于这种“新自由主义化”倾向的不同程度的预防或补救，但网络时代个体化、“去中心化”的特点为之提供了适合生存的土壤。由此，网络世界中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撕裂，与学术研究中同时并存的“去政治化”趋势，使得数字时代的性别研究面临着一种左右拉扯的矛盾处境。
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代性别研究的难处就在于其“知识话语自始至终内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即寻找一种从知识解放到性别解放的通道时难以化解的内在张力”，前者追求普遍性知识，后者追求基于性别的等级与压迫的消弭，二者之间并非总能自洽，这也是学院式与行动式研究走向分离的内在动因。然而从’95世妇会三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性别研究在引进西方女性主义之时就自带“去政治化”的标签，并由此拓展了学院式研究的巨大空间。也就是说，性别议题的“泛政治化”与研究的“去政治化”并存并非全无可能。面对数字时代性别议题“泛政治化”的网络生态，性别研究可能还得重新回归到“去政治化”的传统。但这里说的“去政治化”并非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将一切结构性的紧张归于女性个体通过自主来平衡，而是指让议题和研究本身来源于生活实践，而非由外在的“政治正确”话语来界定“安全区”或充当“裁判员”。只有如此，网络讨论、学术研究才能按各自的逻辑生长，而重拾并接续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在学界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中一度趋于断裂的本土妇女解放话语和研究传统，将是推进性别研究不同领域的深入对话，消除网络上的性别撕裂和学术共同体之间隔阂的重要途径。"